——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心
【 作 者】王续添
【作者简介】王续添(1963-)，男，吉林榆树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维护中央的权威，是现代中国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中央权威面临来自国际国内、内部外部前所未有的重重挑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及论证，使得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理论上有了“一个独立的东西”，即实现了政治理念全面系统的创新，表明中央权威在层次上实现了完整化。这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及论证以前相比，在维护中央权威上显然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摘 要 题】学术探索
【关 键 词】中央权威/挑战与回应/“三个代表”/新境界
【 正 文】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迅速向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的社会迈进。但是，这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一个国土辽阔、民族和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显著的条件下开始的；也是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和国际关系变幻莫测的环境下进行的；又是与利益多元、权力分散、观念多变等相伴随的。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如何保持和维护中央的权威，是关乎这一民族复兴伟业成败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新世纪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纲领，从根本上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维护中央权威的问题，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
一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中央权威作为主权的体现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何谓中央权威？从概念的属种关系和中央权威一词的结构上看，要想弄清中央权威的涵义，首先就要解决何谓权威、何谓中央的问题。
权威(Authority)是从拉丁文auctoritas（威信及创始人）一词派生出来的。从霍布斯、斯宾诺莎、恩格斯、韦伯、孔德到帕森斯、汉娜•阿伦特、丹尼斯•朗等作过各种各样的界说，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权威的概念一再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它具有很多意义上的差异和模糊。”[1](P21)作为一个关系范畴的权威，简单地说就是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是命令和服从的统一。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2](P551)丹尼斯•朗在《权力论》中也认为“命令与服从是权威的sine qua non（必要条件），不管对象遵从的原因与动机是基于他感觉到的权威行使者的资源、品质、地位，还是声誉。”[3](P43)权威是一个多维度解读的概念，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做不同的分解。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领域、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很小的群体，都会拥有自己的权威。就国家政治与社会来说，权威也有各种各样的划分。韦伯关于政治权威划分为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三种的观点已被广泛采用。里斯(Rees)则把权威区分为道德权威、习惯权威和强制权威。[1](P21)丹尼斯•朗更根据“不同的服务动机”，将权威分解为强制性权威、诱导性权威、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可见，从国家政治特别是从政治权力上说，权威也是可以划分为若干种类和若干层次的。譬如从政治权威的内容上，可以分为法律的权威、制度的权威、政策的权威、机构（组织）的权威、理念的权威、群体的权威、个人的权威等等。就一个具体的类型和层次而言，其内涵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分解。
何谓中央？从国家政治上说，中央一般是指国家政权或政治组织的核心部分和最高领导机构。同时“人们更经常地选用‘中央’这个词来指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即首都”。[4](P285)那么，是不是中央仅包含一个国家内的空间区域（地理概念）和机构实体（物质概念）这两部分内容呢？进一步分析显然不能就此而止。正如美国学者E•希尔斯指出：中央不是一个“属于空间范畴的现象……，（而是）一个价值和信念范畴的现象。支配社会的是各种信条、价值和信仰的核心。”因此至少在空间范畴和机构载体之外，还应指“中央价值体系”[4](p286)这个精神层面的文化现象，特别是政治文化的现象。
综合“权威”和“中央”的理解，何谓中央权威的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从国家方面说，无论在单一制还是在联邦制国家中，中央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和象征，拥有国家政治权力中最高、最后和最普遍的权力——国家主权。从而中央（政府）也就获得了一个国家中法律和政治的最高权威；从执政党方面说，一个在全国具有执政地位的政党，其中央机构及其人员掌控中央政府，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也就拥有向所有社会成员传播和灌输其价值和信仰的合法的特殊的权力，成为创制治国理念和国家大政方针、进行政治动员和组织实施的中枢。由此，执政党的中央（机构）也就具有了一个国家中政治理念、价值和政策的最高权威。在此情况下，执政党中央与中央政府的结合从法理、制度、机构、理念乃至人员构成了最高政治权力的全部架构。所谓中央权威也就是指一个国家中由中央政府和执政党中央机构代表的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信从的最高政治力量和威望，由法律的、制度的、机构的、人员的、政策的、理念的权威等层次构成。中央权威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国家中最高的政治权威，这是国家主权赋予的并有国家根本法——宪法作保障的，其他任何政治的及其他权威都不能向它挑战而必须服从于它；其次中央权威也具有惟一性。最高实际也就说明它是惟一的，换一句话说，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中央权威，这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再次中央权威还具有统合性。中央权威在一个国家的领土内的普遍有效性，使得其他层级的政治权威不仅在不同程度上来源于它，而且必须受制于它。从而，中央权威也就具有了统合性。最后，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权威都不是绝对的和永恒的，都具有相对性、时空局限性和阶段性。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中央权威的状况在一定时期虽有某种连续性，但却又是随这个国家中央政府的更迭、中央领导集体的换代以及主要领导人的变更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需要重新确立和维护的。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现阶段中国的中央权威首先就是中央党政领导机构及其成员的权威，然后是中央制定和颁布的法律、制度、政策和政令的权威，最后是中央政治理念的权威。三个方面的权威体现着中央权威的不同层次，机构及其成员的权威是实体或载体的权威，属于表层；法律、制度、政策和政令的权威是动态或过程中的权威，属于中层；政治理念的权威是思想或价值观的权威，属于深层。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完整统一的现阶段中国的中央权威。
二
中国作为一个后现代化的超大型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的加速进程中，虽然成功地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由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过渡和交接，但是恰逢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国际国内形势变幻莫测，错综复杂，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中央权威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重挑战。
全球化(Globalization)作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所要求的是经济无国界化。但是“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的）的国际化、集约化、跨国交融和网络化，它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开辟了一种社会空间的所谓‘三维的’社会图景，这种社会图景不以地区、民族国家和领土来界定。”过去3个世纪以来支撑民族国家的领土原则、主权原则、合法性原则受到动摇，甚至可以说，“全球化意味着非民族国家化。民族国家及其政府将失去行动力量和塑造力量。”[5](P14,25)一些西方学者已开始谈论和研讨“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没有政府的治理”这样的问题了。[6]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理解，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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