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麦克卢汉的理论需要重新阐释和评价。本文通过分析认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偏激而深刻，其目的是为我们凸显媒介本身，他是历史学家而不是预言家，他对未来表示乐观。他认为人在媒介技术面前可以有所作为的，他提供了两种理解媒介的工具：后视镜和艺术。因此本文认为我们把他的理论斥为媒介决定论是有失公允的。
【关键词】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媒介技术；决定论
目前，传播学界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有着几乎一致的意见：“技术决定论”或“媒介决定论”。[1]许多的著作或论文介绍麦氏媒介理论时都只是“老三论”：延伸论、讯息论、冷热论，然后就判定为“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高度趋同的意见并不一定完全正确，我们有必要对此作出深入分析。正如何道宽所言，“总体上说，我们对他还是一知半解。对他的批评多于对他的研究。”[2] 足见深入分析对于真正厘清麦氏的媒介技术观实为非常之必要。
一 理解麦克卢汉
下面，我们通过具体分析来看看把麦氏判定为媒介决定论是否恰当。
（一） 表述：偏激而深刻
我们考察麦克卢汉的一些观点，确实是非常偏激。他把“现代科学的产品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价值的是它们的使用方式”这种观点批判为“流行的梦游症的声音” ，认为“如何使用媒介才至关重要”的传统观点是“技术白痴的麻木态度”，他批评阿诺德·汤因比一点不了解媒介是如何塑造历史的，批评施拉姆《电视对儿童生活的影响》只注重研究“内容”，用的是研究文献的方法，因此不可能提出任何报告。还有诸如在拼音文字的人类影响、印刷术与民族主义、工业主义等方面麦氏的表述的确有夸大之嫌。他还说，没有无线电广播就没有希特勒，尼克松1960年竞选失败是由于他对新型的电视媒介太“热”。
麦克卢汉的论著中，这种把媒介强调得过头的论述还可以找出很多。正是因为他如此强调技术媒介对人类社会和心理的深刻影响，所以人们说他是媒介决定论者。他说：“我强调媒介是讯息，而不说内容是讯息，这不是说，内容没有扮演角色——那只是说，它扮演的是配角。”[3]他的这些论点，“虽然很有见地，却很容易被推向极端，仿佛惟有媒介技术本身才是重要的，而其他一切，传播媒介的占有方式也好，使用情况也好，传播内容也好，都无关紧要。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带给人们的正是这样一种印象。”[4]
但是，表述的偏激并不影响其理论的深刻，近半个世纪以来，其思想对于传播媒介研究的巨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那么，他如此过分强调的目的何在呢？我们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二） 动机：遮蔽是为了敞开
在麦克卢汉之前，传播学研究者们对于媒介本身的研究是不重视的，就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过程五要素而言，对于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研究非常多，而对于传播渠道即媒介本身却几乎被忽略。尽管英尼斯（Harold Innis）有提出了相关理论，但当时一点没有引起人的重视。思维的定势堵塞了洞悉的目光、创新的思路，人们对媒介形式的革命力量熟视无睹。麦氏对此批评说，“我们把重点全放在内容上，一点不重视媒介，因此我们失去了一切机会去觉察和影响新技术对人的冲击。”[5]所以他一反传播学界的旧思路，把大众传播的媒介技术本身当作传播巨大社会影响的根源，把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看作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提出了以“媒介即讯息”为核心的媒介理论。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没有因袭以内容为焦点、透过传媒内容看传媒影响与作用的思维定势，而是将焦点放在媒介技术及其特征上，试图揭示各种媒介的出现本身带给人类社会的影响，揭示媒介本身（而不是媒介内容）的作用，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传统，即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技术史为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举。
他对媒介的过分强调的同时，遮蔽了社会需要、人的选择，经济、文化影响等要素，虽有蛛丝马迹，却并不明了。他这种离经叛道的思路，实际上为我们敞开并凸显了一个历来不为人所注意的方面：媒介形式。但如果他面面俱到，或许根本就不会引起传播学界的震动和对媒介形式研究的关注。那么，我们对他求全责备，斥以“决定论”，还算恰当吗？
（三） 角色：历史学家而不是预言家
麦氏不是技术决定论者，还可以从他主要研究历史而很少做出对未来的肯定预测方面看出来。尽管也有诸如“地球村”之类的预言，但是他对一切可能性抱着极为开放、宽容的态度，他所指的未来是多样的、万花筒式的未来。麦克卢汉在提出自己的媒介定律之前也曾说“我看到波普尔的一条原理，说科学假设也可能出错，于是我决定提出媒介定律的假说。”[6] 他的结论是一个开放的、不可预测的、不可规定的。“事实上，对于媒介如何在过去运作，他没有提出什么无所不包的理论。他没有看见媒介冲击力的任何单一的方向。他只是强调，媒介的运作过去和现在都是极其重要的，其结果常常压倒我们选择的能力。因此，他给我们留下的，不是理论，不是理论必然暗示的预测，而是洞见——‘媒介即是讯息’、‘后视镜’等洞见。当然，洞见是可以生成某些预测的。但是，除非这些洞见是某种宏大理论的一部分，否则我们就没有理由假定，这些预测有可能指示着同样的方向。”[7]尽管保罗·莱文森在其著作中不时用到“媒介决定论”这一表述，但他也认为“麦克卢汉肯定不是绝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媒介决定论者。马克思主义者看见的未来是必然的未来，是从解释得一清二白的历史中必然产生的未来。”[8]因为“大多数时候，麦克卢汉关注的主要是过去如何走到现在而不是现在如何展开而进入未来。他首先是历史学家。”“他不想当向导。探索和指引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9]决定论者往往对未来作出明确、肯定的预测，而且对此坚信不疑。麦克卢汉却不是这样，他始终拒绝价值判断，他说“我只探索，不解释”（ I don’t explain, I explore. ）。
四） 未来：技术乐观主义
技术向度的未来主义可以分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大派别，技术乐观主义以“信息革命”和“网络社会”向人们表明一种“技术创造文明”的“美好未来”景观，而技术悲观主义则是从技术的负面影响使用“技术命令”、“技术控制”向人们描述了技术破坏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灰色未来”图式。
从这一向度考察麦克卢汉的理论，也可以看出，他与英尼斯的显著差异之一也在于，英尼斯对媒介技术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媒介技术的发展显示出清楚的批判性脉络，而麦克卢汉则是对新媒介技术大加赞美，欢呼拥抱。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提出了“地球村”即将来临的技术乐观论。典型的技术决定论者应该是悲观主义的，因为，如果技术主宰控制人类社会，它是不会按照人类价值观而让我们感到“乐观”的。技术哲学家鲍德里亚在80年代初期，根据当时最先进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和大众媒体技术的发展，从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即技术对未来社会的决定性影响出发，做出了与麦克卢汉的乐观主义完全相反的悲观的描述和预测。命定策略(fatal strategy) 是最能体现鲍德里亚的技术决定论思想的核心问题。“按照鲍德里亚的解释，命定策略首先就是‘物’追逐某种行动过程或发展轨迹直至其极限，甚至突破极限的方式。因此这里的‘物’，已经不是在《物体系》中的所谓日常生活之物，它显然具有了拟人化的特征，即它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谋略来发展，直达极限。它不但具有一般我们人类的谋略的功能，甚至比我们人类自身可能还要狡猾，也就是它有自己的策略和计谋，有可能反过来控制人，所以该物对我们人类来说，就成了某种‘致命’之物。这就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