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发生山西繁峙矿难中记者受贿无闻的事件以后，我国传媒的自律问题被提上日程。然而，一接触这个问题，就发现我国传媒和传媒从业人员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规范，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地存在较多的问题，首先在认识上，误区太多，与国际同行的差距很大。所以，谈论我国传媒的自律和他律问题，需要首先从我国传媒人的自律意识谈起。
一、我国传媒职业自律意识的现状
2002年对上海市新闻工作者的调查与1997年对全国新闻工作者的调查情况（指数1为绝对不接受；指数5为 绝对接受）：①
对以下问题持什么态度？ 2002年/1997年
为自己工作的版面或节目拉赞助 3.05/3.09
记者为本媒体拉广告 2.83/2.98
接受被采访方的招待用餐 3.89/3.92
接受被采访方提供的免费旅游 3.43/3.08
接受被采访方馈赠的礼品 3.55/3.56
接受被采访方馈赠的现金 3.30/3.09
2003年对全国新闻工作者的调查情况：②
近3/4，倾向于记者可以为本媒体拉广告，其中16.8％同意，56.5％态度暧昧。
4/5强，倾向于为自己工作的栏目拉赞助，其中26％同意，54.1％态度暧昧。
2/3，倾向于主动淡化不利于广告客户的新闻，其中12.1％同意，54.2％态度暧昧。
5/6强，倾向于接受被采访方的招待用餐，其中21.5％同意，62.8％态度暧昧。
近2/3，倾向于接受被采访方提供的免费旅游，其中10.7%同意，55.1％态度暧昧。
近1/2，倾向于接受被采访方的现金馈赠，其中6.3%同意，40.5％态度暧昧。
1/2强，倾向于记者为企业公关，其中9.9%同意，42.8%态度暧昧。
以上情况说明，从1997年至今，中国传媒的从业人员在职业意识方面，以及对职业规范的遵循方面，没有任何进步！
但从多数人态度暧昧来看，其实人们心中还是多少明白是非的，只是在利益驱动下这种心底的良知被掩盖或压抑了。
行业自律，应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途径。但是，由于我国传媒行业组织天生的软弱无力，现在能够被执行的对传媒职业行为的约束，是由众多的行政规章和政策规定构成的一类他律，以及一些行政运动（例如行业纠风）、政治学习运动（例如三项教育）。
2000年香港“陈健康事件”发生后，引起香港公众的愤怒，特区政府一度准备制定约束传媒的行政规章。这时，相互存在较大矛盾的香港四个传媒行业组织团结了起来，制定了被多数香港传媒认可的传媒自律，使得政府放弃了出面约束传媒的企图。我国大陆的传媒不具备香港那样的环境背景。
二、造成职业自律缺乏的原因
1，体制转型：长期以来传媒是党政权力机关的一部分，不是一种社会职业。鉴于这种历史发展的渊源，传媒从业人员很容易产生错觉──虽不是公务人员，但似乎拥有某种“权力”。传媒的职业权利与党政权力的混同，使得它容易成为违法乱纪者重点行贿的对象。
当传媒在市场经济中的资源和空间不足时，在新闻道德意识弱化和职业规范不明确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权力”寻租现象，以党政“权力”来违法换取各种形式的利益，这对传媒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2，商业利益：市场经济后传媒成为经济利益的单元，这样就有了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的驱动力。市场机制引发了利益、生存、发展之争，引发新闻传媒从业人员行为的多种选择，外部的诱惑越来越多，追求传媒自身利益和从业人员个人利益的动力也越来越大，这和传媒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之间，会发生矛盾和冲突。
缺乏基本的新闻道德，没有有效的职业自律来约束，造成传媒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意识的淡化。并非市场经济一定带来职业道德的缺失，问题是传媒这个市场目前缺乏规范。
3，现行传媒体制内部编辑部与经营部混岗：这是造成“有偿新闻”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从中央到地方的传媒，都存在要求编辑部人员分摊征订任务、拉广告的问题。编辑部人员不得不利用手中的“报道权”（这本来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来要求所联系的企事业单位订阅数量不小的报纸。
特别是拉广告，丰厚的回扣对于传媒从业人员的诱惑力很大。记者的正面采访有可能变成一种发稿权与广告的交换，这种制度上的要求使得新闻价值和政治宣传价值，都会受到利益的诱惑而扭曲。
4，记者岗位聘任违规和人员流动率过高：新浪网2003年的媒体从业人员生活状况调查（样本1717），尽管网上调查难以代表整体，但是调查的结果还是不能不让人震惊：被调查的新闻从业人员中43％没有任何劳动合同，没有工资，没有工作证，没有记者证，没有社会保障。他们中享受病假的仅占10％，享受产假的仅占7％。③2004年6月吴海民与我说，《京华时报》人员的年流动率30％。
新闻从业者流动率过高、记者的生存困境和激烈的竞争，是造成新闻报道煽情、片面、忽略、夸张、造假等等问题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新闻难有深度的原因 。
总之，生存焦虑下的传媒和记者，职业意识和责任感下降。
三、中国传媒普遍存在的缺乏新闻职业意识和职业规范的14种表现
1，传媒的编辑部门与广告、发行或经营部门的混岗。记者拉广告、拉订户的现象很普遍；编辑和记者，甚至就是传媒的领导人，利用手中的发稿权与广告商违法交易，把广告变成新闻推出，欺骗受众。
2，传媒的栏目或节目与企业“合办”的现象相当普遍。这意味着，这些栏目或节目自动放弃了对这些企业的舆论监督。
3，受贿无闻。
4，假新闻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这里既有职业道德的原因（利益驱动），也有缺乏新闻职业规范的问题。
5，“假事件”频繁。这是指传媒制造事实，然后自己再报道这个“事实”这种现象，所谓“天下本无事，新闻策划之”。
“新闻策划”这个商业色彩浓重的概念，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传媒业广泛使用。它更多地被理解为由媒体制造事实、然后报道该“事实”。甚至有的新闻学研究者主张：新闻媒介不应满足于守株待兔式地捕捉新闻，而要主动地利用自身的影响，围绕某一主题进行一系列活动，从而“制造”新闻；新闻事实可以被策划，新闻事实可以由媒体自编、自演而后自播，从找新闻、抢新闻到制造新闻，这是对过去理论的突破，我们不能被事实牵着鼻子走。
这类内容占据了相当多的传媒版面或时间，遮蔽了人们了解真实世界的视野。
6，免费看节目看比赛和免费旅游、赶场拿“红包”、由被采访单位报销费用（包括吃喝、住宿和交通费）和接受“土特产”礼品等。这种情形虽然明显地违规，但是被相当多的记者视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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