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施蛰存——为纪念施蛰存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
【作 者】杨迎平
【作者简介】杨迎平，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湖北 黄石 435002)
【内容提要】施蛰存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世纪的历程，施蛰存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见证人，而且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实践者和创造者，他的“独辟蹊径”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创造了一支中国的现代派，使中国现代文学走出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从而形成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施蛰存长达六十年、近一千万字的外国文学翻译，不仅仅使他的现代主义创作有了广泛借鉴和参照，更重要的是，使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了借鉴和参照，对世界文学进入中国、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立下了汗马功劳。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也因为它的兼收并蓄和开放现代而成为中国现代杂志之最。
【摘 要 题】作家作品研究
【正 文】
今年12月3日是施蛰存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施蛰存在诞辰98年的时候匆匆的离我们而去。留下整整一年的时间给我们思考。施蛰存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世纪的历程，施蛰存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见证人，而且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实践者和创造者，他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和对现代派文学的推崇，创造了一支中国的现代派文学，使中国现代文学走出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从而形成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施蛰存长达六十年、近一千万字的外国文学翻译，不仅仅使他自己的创作有了广泛的借鉴和参照，更重要的是，使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了借鉴和参照，对世界文学进入中国、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立下了汗马功劳。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也因为它的兼收并蓄和开放现代而成为中国现代杂志之最。
一
施蛰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创造并培植了一个中国的现代派。这一方面指他在创作上“独辟蹊径”的运用了心理分析创作方法，一方面则是他通过主编的杂志培植了中国的现代派文学。
施蛰存在1933年5月总结他近十年的创作历程时写道：“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注：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灯下集》，北京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在左翼文学风起云涌的1930年代，施蛰存的“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的想法和创作实践算是一个异端，施蛰存的可贵之处，是他的求新求异、不随大流的性格特征，和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独辟蹊径的执着精神。施蛰存对文学的追求，注重艺术的探索，重视文体的尝试，他说：“倒也不成为一种主义，不过一个小说家都不能用适当的技巧来表现他的题材，这就是屈辱了他的题材。”（注：施蛰存《一人一书(下)》，《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页。） 他不同意把文学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他认为“把文学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也是不免把文学当作一种专门学问了。有这种倾向的文学家往往把自己认为是一种超乎文学家以上的人物。……他有意地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他的文学范围以外的理想，他写一篇小说，宁可不成其为小说，而不愿意少表现一点他的理想而玉成了他的小说。”（注：施蛰存《“文”而不“学”》《施蛰存七十年文选》，第382页。） 所以当人们在作品中表现“文学范围以外的理想”时，施蛰存却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情有独钟，施蛰存最初是看施尼茨勒的小说，“看了显尼志勒的小说后，我便加重对小说人物心理的描写。后来才知道，心理治疗方法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我便去看弗洛伊德的书。”（注：施蛰存《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沙上的脚迹》第175页，第17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之后是将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和性变态等理论运用于创作中。施蛰存在与我的通信中谈了当时的创作情形：“我运用的是各种官感的错觉，潜意识和意识的交织，有一部分的性心理的觉醒，这一切幻想与现实的纠葛，感情与理智的矛盾，总合起来，表现的是一种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注：施蛰存1992年1月15日给笔者信。） 这种“不宁静情绪”就是潜意识的外在体现，是“创伤的执着”(弗洛伊德语)而形成的幻觉。受潜意识的支配，主人公的举止就不是常态而是变态。施蛰存说：“我经常感觉到，一个人往往因为一种心理，或一种潜在意识，把眼前的，近的东西看成远的东西，把一个静的东西看成动的东西。这种情况在我们平常生活里很多，但是一般人没有注重到。”（注：施蛰存1992年1月15日给笔者信） 施蛰存是努力发掘潜意识的隐秘。
对性变态的描写，施蛰存与弗洛伊德也有相通的地方，弗洛伊德认为性变态的人数多寡虽难估计，却绝不会太少。施蛰存也说：“都市的人，现代的人，你知道，一个青年一定是好色的。”（注：施蛰存《花梦》，《十年创作集》，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施蛰存不仅历史小说如《现代》杂志的《书评》所说：“每一篇的题材都是由生命中的两种背驰的力的冲突来构成的，而这两种力中的一种又始终不变地是色欲。”而且他的绝大多数写现代生活的小说，同样是写色欲，并且多是变态的色欲。
这样，就有人说施蛰存的小说“与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处处可以合拍。”（注：《现代》杂志一卷五期的《书评“将军底头”》。） 其实也不尽然。施蛰存与弗洛伊德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是有着本质分歧的。如弗洛伊德主义的核心“泛性论”便是施蛰存不能认同的。施蛰存的小说中绝没有“俄狄浦斯情结”这种唯心理论的体现，施蛰存小说中的性变态源于灵与肉的分离，与社会自然有着密切的关联。另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否认理性在文艺创作过程中的意义和地位，中国三十年代缺乏西方社会那发达的近代理性哲学和现代反理性哲学的文化传统。中国当时各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使人们普遍感到惶惑和不安，人们渴求理性而不是拒绝理性，施蛰存不仅自己在创作中布满着理性，他笔下的人物也同样受到理性的制约。不论是古代高僧鸠摩罗什，还是现代女性卓佩珊夫人，虽然他们的内心有着翻江倒海的性需求、性欲望，但他们受到理性的克制，一个个都是谨慎小心的痴情人，传统的道德观念限制了他们的行动。施蛰存对现代主义的运用，有意识地保持一种谨慎、保守，适可而止的姿态。这便使他与刘呐鸥、穆时英的放纵抒写有了区别。再者，西方现代主义具有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强烈拒绝和反叛的特征。施蛰存却始终没有拒绝和反叛现实主义，他其实是“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现实主义的轨道。”（注：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文汇报》1983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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