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钱振文
【作者简介】钱振文，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文化研究和文化社会学的方法，以中国当代闻名小说《红岩》作为案例，对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生产机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社会位置及工作程序进行了分析，说明出版机构在文学生产中的多重决定作用。
【摘 要 题】文学与出版
【关 键 词】场所/位置/话语网络/教育意义/重点稿
【正 文】
一、中青社的成立和中青社的位置
1950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的前身青年出版社成立。出版社由出版发行部和编审部组成，编审部下设青年读物编审科、少儿读物编审科和美术编审科。1953年4月，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联合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胡耀邦、邵力子、刘导生任董事会常务董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心(以下简称团中心)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述兼任社长，朱语今任党组书记、副社长，李庚任党组副书记、副社长兼总编辑。
中青社的成立作为一个事件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场所”，在新中国成立后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中青社所处的位置。位置很重要，因为处于不同的位置，决定了不同的权力关系，从而决定了不同的话语生产策略和话语生产类型。中青社是团中心的直属社，或者说就是团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社领导由团中心的各级领导兼任，如团中心第一书记胡耀邦兼任常务董事，团中心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述兼任社长等。中青社在政治场中的重要位置，决定了团中心的任务同时也就是出版社的任务。
实际上，成立中青社的目的就是配合建国之初建团工作的全面展开和“广大青年的迫切需要”[1] (P11)，因此，青年出版社的工作宗旨很明确，即配合团中心搞好青少年的革命化教育，帮助青少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在《红岩》出版时任中青社社长的朱语今曾说：“我们之所以能在译者和美术工作者的帮助下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党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出版方针。这个方针是要把出版当作教育的工具。”[1] (P8)这样，“教材”的出版，就成为中青社的中心任务和出版目标。当然，“教材”包括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用途。开始主要出版有关共青团的工作和青年修养的读物，从1952年起逐步增加了马列主义、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书籍。在与开明书店合并后，中青社出版规模扩大，“教材”的领域也相应地扩大了范围，分别由四个编辑室负责：第一编辑室——青年读物编辑室，出版团的知识等类书籍；第二编辑室——文学编辑室，出版文学类书籍；第三编辑室——社会科学编辑室，出版历史、马列类书籍；第四编辑室——自然科学编辑室，出版自然科学普及读物。从中青社1950年至1984年历年畅销书目录可以看出，属于自然科学类的“教材”极少，大多数还是前三类。
当时，配合团中心教育青少年是文学编辑室的主要任务。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的李庚说：“从1950年到1957年，青年出版社一共出版了文艺图书442种。综观起来，最突出的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很多作品的内容，和时代和党教育青年的要求结合得很紧。”[1] (P14)文学编辑室最初主要的出版方向是人物故事。关于人物故事的作用，原中青社编辑黄伊曾说：“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当时，中青社文学编辑室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团中心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指示，着重抓了关于描写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和传记小说的出版，先后出版了《刘胡兰小传》、《青年英雄的故事》、《董存瑞》、《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以及《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伏契克文集》等书，在青年读者群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五十年代一代新人世界观的形成，起了极良好的作用。”[2] 选择的人物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涌现的革命英雄，这些人物所在的战争年代“像更稀少更富戏剧性的危机关头一样，具有充分地显示他的精神品质的机会”[3] (P80)。因而，这些非凡年代的英雄在“道德尺度”和“功绩尺度”上都比一般的常人要“高”，非常适合作为和平年代青年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据中青社文学编辑室原主任江晓天回忆：“我们出的第一本书叫《刘胡兰小传》，作者梁星，九万字，这本书一出可了不得了，不断再版，印了上万册，很是轰动，很受欢迎。第二本书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本书社会影响太大太强烈了。后来，就有意识地来抓一些英雄人物的传记，有意识搞得第一本是《董存瑞的故事》，然后是《牛虻》的翻译出版。这时，团中心领导改组，胡耀邦任第一书记，胡耀邦经常向中青社提出出书的建议，他亲自点名抓了《青年英雄的故事》，写关于志愿军英雄的小故事，比如罗盛教等。”（注：据笔者2004年12月对江晓天访问的口述资料。）《青年英雄的故事》是由团中心宣传部牵头组织编写的，宣传介绍了刘胡兰、董存瑞、王孝和、黄继光、罗盛教、丁佑君等六位烈士的事迹。此外，在1984年中青社编辑的“历年畅销书选目”中，“革命故事”书目还有《刘胡兰小传》(1951年)，《董存瑞的故事》(1954年)，《高玉宝》(1955年)，《向秀丽》(1959年)，《青年英雄的故事》(1964年、1965年)，《忆张思德同志》(1965年)，《人民的好儿子刘英俊》(1966年)，《一心为革命——王杰的英雄事迹和日记》(1965年)等[1]。
1955年底，为了加强传记文学和革命故事的出版，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专门设立了传记组。当年，在编辑张羽的工作日记中，曾列出了七十七项传记和回忆录的选题和约稿计划。其中的第五项是《江竹筠》，拟定写稿者为罗广斌等。差不多一年后，开辟了另一个传记文学的新领地，就是《红旗飘飘》。在革命传统教育“教材”的出版方面，《红旗飘飘》的出版是中青社出版史上的一个亮点，与稍后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堪称“双璧”。从张羽工作日记中可以看出，从1956年10月中旬以后，编辑部连续召开密集的会议，研究探讨传记文学工作，探讨研究的结果之一就是《红旗飘飘》的创办。创办这个丛刊的原因是，中青社的编辑们发现，在革命回忆录的约稿过程中，有许多质地很好的“矿藏”并不适合大规模地“开采”，写成的文章大多不能单独成书出版，弃之可惜，而丛刊的形式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
